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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专访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全民健康的法治“处方”

来源:医疗健康    发布时间:2023-12-25 00:05:50

  2021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八五”普法启动之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正常采访了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与制定我们国家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法律和法规,参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起草制定工作的法学专家。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起草专班组成员、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

  去年6月1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涵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药品供应保障、健康促进、资金保障等方面内容,凸显“保基本、强基层、促健康”理念。

  作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起草专班组成员,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介绍,该法为我国卫生健康领域法律提供了基础框架,是由当时11部涉及卫生健康领域的法律整合而成的综合卫生健康法律体系。此外,《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明白准确地提出了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对医疗卫生健康领域进行了一个全景式、全方位、全周期的概括。为全方面推进依法治国,尤其是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推动全面依法治理提供了良好基础。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授刘炫麟表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推动了卫生与健康领域法律的外延继续扩展。从“初级卫生保健法”到“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再到“基本医疗卫生法”,最后在“健康中国”“法治中国”的新时代背景下定名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逐步建构“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精神和法律框架。

  郑雪倩表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具体到落地实施。在推动健康入万策方面,郑雪倩认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提到的健康权与其他法律中提出的健康权有所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健康权需要被侵害当事人主动请求法律保护,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提出的健康权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她认为,该法强调了国家应立体多维度保护公民健康,包括主动宣传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提升公民全生命周期健康水平。

  作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务人员一章的起草组组长,郑雪倩指出,该法明确要求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人才建设,在职业规范、人才教育培训、薪酬待遇、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等方面设置了综合性规划,保障了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其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以该法为基础的卫生与健康法律体系更为完善,这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立法、司法和守法领域。在立法领域,在该法的指导下,本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和生命健康优位的原则,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和法规进行修订,推动《医疗保障法》立法工作。对此,刘炫麟表示,我国从“法律体系建立”的阶段向“法律体系健全”的阶段发展,为执法提供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

  郑雪倩表示,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框架下,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颁布有力提高了政府应对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实际做到了织紧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随着《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公布施行,全国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纷纷将内容进一步明确与细化。深圳市通过并实施了《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助力打造健康中国“深圳样板”,满足了深圳市民对健康生活、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的追求。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还明确了医疗卫生事业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郑雪倩对此非常认同,“这说明国家将医疗卫生回归公益性,有利于促进公立医院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合作,推进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此外,郑雪倩认为,该法的施行加速了医疗卫生深化改革的步伐,提高全社会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感。在促进医保政策调整方面,扩大医保覆盖面并提高报销比例、多种癌症靶向药被纳入医保、高值耗材降价等举措都切实为患者及其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施行促进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深入发展,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强调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倡导共同生活的亲属相互关爱,形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刘炫麟提出,家庭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不仅有助于现有共同生活的亲属本人健康水平的提升,也会通过家庭教育实现代际影响,提升子女的健康素养。总而言之,健康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个家庭和公民的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推进卫生健康领域法治建设将对促进家庭健康产生非消极作用。郑雪倩认为,通过逐渐完备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法治建设规划,将全方位、全周期保障全民健康,延长公民寿命。通过加强健康教育服务和宣传倡导,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养成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通过慢慢地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立足惠及全人群,逐步的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升疾病防控救治护理能力,从而减轻家庭负担,提升家庭幸福指数,增加家庭获得感。通过加强家风家教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将巩固家庭抚幼养老功能,促进我国4.94亿家庭幸福和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是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需要通过下位阶的法律和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细化和完善。对此,刘炫麟表示:“我们国家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法律制定于不同的时期,需要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的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立法做全面梳理,为立法机关‘立、改、废’工作提供参考和支撑。”

  在具体内容上,郑雪倩建议,应建立健全医、药、保、康、护、养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法治体系。根据我们国家现阶段人口构成特点,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加强完善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同时,持续构建分级诊疗规划布局。划区域、分等级,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责任清晰的分级诊疗制度,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健康促进需要广泛动员和协调社会各有关部门以及社区、家庭和个人,各自履行对健康的责任,共同维护和促进健康。郑雪倩表示,建立健全社会共治体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共同促进我们国家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法律体系发展。正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刘炫麟认为,实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立法初衷,重点是法律和法规的严格贯彻和坚决执行,这对执法队伍建设、执法理念、执法手段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郑雪倩还呼吁政府建立“医疗风险基金”,制订相应的补偿标准,专门用于解决无过错医疗损害的补偿,分担医疗风险,缓解医患矛盾,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推进社会共治法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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